台灣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和這些中國意識強烈的團體非常不同

作者：飆股狩獵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寫了一篇『悼祭台灣兵是歷史記憶和情感的問題』，分析得很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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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略) 擁有大中國情懷者對日本的敵意可以理解，可是筆者想要指出，台灣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和這些中國意識強烈的團體非常不同，所以歷史情感也不同。這些批評者強要以自己的情感和好惡強加在另一個族群情感不同的人民身上，祇是一種沙文主義。杜部長本人既未去悼祭，不失謝內閣的立場。而以歷史學家的角度，對悼祭的行為表示同情的理解，正是歷史學者所應為。

　　批評蘇主席和杜部長的政黨和媒體人物因為本身情緒的反應，都忽略了重要的一點：二次大戰時日本固然是中國的敵國，可是並不是台灣的敵國。絕大多數參加二次大戰的台灣兵不是自願的，就像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被日本殖民，也不是自願的。可是台灣人隨日軍出征戰死了，日本人正視他們的付出，將他們入祀靖國神社，給與死者和遺族哀榮，不是錯誤的事。死者的家屬自然可以選擇是否入祀，可是如果選擇留祀靖國神社，也是情感上可以理解的事。因為是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從1895年開始，一般的台灣人就沒有選擇另一個母國的權利了。中日兩國在二次大戰是敵對的國家，這些戰死的台灣兵及家族，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突然變成不名譽的人。不過請問這是死者的錯？還是倖存的家屬的錯？

　　台灣在國民黨黨國一體的四、五十年間，不容許公民們有和黨國的歷史記憶不同的權利。中國的抗日戰爭，就被教作是台灣人的抗日戰爭，中國的仇日情緒，就必須當作是台灣人的仇日情緒，完全忽視台灣人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從1895年開始，就和從中國來台的同胞是完全不相似的兩條線。清廷放棄台灣之後，台灣人有自己的抗日運動，可是沒有受到清廷或國民政府的幫助，台灣人要接觸新知識、認識世界，必須透過日文、接受日本教育、就連爭取設置議會等基本民主自由的權利，也必須向日本帝國爭取，而不是向中國爭取。在二次大戰期間，祇能和日本人一樣，接受盟軍的空襲，台灣人別無選擇，更別說徵召上前線和盟軍作戰了。這是非常不一樣的歷史經驗。

　　今天在靖國神社奉祀的台灣兵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兩萬八千多人。這背後牽涉到兩萬多個家庭的情感。歷史的因緣際會，既然不容許他們改厝台北的忠烈祠，這兩萬多個靈位也長時間被遺忘。適逢清明節，有台灣去的人，向他們致意，讓他們知道還有人記得他們，其實是件溫馨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國內有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們，不能感同身受也就罷了，還大聲撻伐，不是沙文主義，是什麼？

　　蘇主席的悼祭可以理解。祇要他和台聯強調，蘇主席不是日本人（當然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參拜日本人的祖先和忠烈祠（當然不是），也不是肯定戰爭（當然也不是），他的目的祇是悼祭靖國神社中孤寂的兩萬多個台灣人的靈魂。杜部長的歷史視野下所作的人情之常之議，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建議謝長廷院長不僅不應撤換杜部長，而且應該給他堅定的支持。杜部長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僅在中國史、也在台灣史上的研究成績深厚，歷史視野恢宏，國內和國際的歷史學界都有共識。正是因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長久受壓抑，我們才特別需要杜正勝院士主持台灣的教育。國民黨的黨國力量過去用高壓壓抑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今天對他群起而攻的人，就是過去支持或實行高壓政策的關係人。這些人的反彈可以預期。不過作為一個堅定改革，忠於歷史經驗的政府，即使可以語氣和緩、態度寬容，可是必須堅持原則與理念，才是國家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