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禱的手

編譯：勵黎

　　十五世紀，紐倫堡市附近的小山村裏，金匠萊克特家有十八個孩子。十八！僅為了餐桌上夠吃的食物，萊克特到處攬些雜事掙錢，幾乎每天要工作十八個小時。

　　盡管生活艱難，但兩個大男孩弗朗西斯和阿伯特都有一個夢想。希望通過深造施展藝術才能，但他們深知父親是沒有能力，哪怕送他們其中一個去紐倫堡的高等院校讀書。　

　　兄弟倆擠在小床上經過長時間討論後，達成了一個協議：以擲硬幣決定輸贏。輸了的去附近礦下幹活，掙錢供養另一位讀書。贏了的在完成學業後的四年裏，即便踐賣自己的藝術作品，也要幫助另一位學習。如有必要，也得去附近的礦下幹活。

　　星期天早晨 , 在作了禮拜後，兄弟倆擲了一枚硬幣。阿伯特獲勝了，踏上了去紐倫堡的路。而弗朗西斯到礦下工作。阿伯特在學院裏幾乎是駕輕就熟。畢業時，他的蝕刻版畫、木版畫，以及油畫都遠遠超過了他的教授。他開始通過一些委任的工作，掙取不少錢。

　　當年輕的藝術家重返鄉村時，萊克特一家在自家的草坪上為阿伯特榮歸故裏，舉行慶祝晚宴。晚宴間，不時響起音樂和歡笑聲。阿伯特坐在首席－那象徵著榮譽的位置向他的兄弟幹杯，感謝他四年來為自己作出的犧牲。他是這樣說的：“弗朗西斯，我要感恩的兄弟，該輪到你了。你可以去紐倫堡實現你的夢，現在就去，我會照顧你。”

　　餐桌上每一個人都看著弗朗西斯，熱切等待坐在桌子最遠端的弗朗西斯說話。淚水順著他蒼白的面龐流下來，他低著的頭來回搖動，嗓子嗚咽，一遍又一遍重復著，

　　“噢，不……不……不……不！”　

　　終於，哭泣著的弗朗西斯把頭抬了起來。他擦去面頰上的淚水，環視了每一個親人的臉孔。然後，抬起自己的手掩住臉頰，悲痛地說：“不，兄弟。我不能去紐倫堡。這對我來講太晚了。看……看，看這四年來，礦下的工作對我的手都做了些什么！每個手指骨都至少受過一次傷。近來，我的右手關節炎又發了，我甚至不能舉杯回敬你的祝酒，又何況是用筆或者刷子在羊皮紙或帆布上勾勒出精巧的線條？不！好兄弟……這，對我，已經太遲了。”

　　四百五十年過去了。如今，德國藝術大師 Albecht Durer 數以百計的名家肖象，鋼筆和鍍銀經略圖， 水彩畫、木炭、木版畫、銅雕版被收藏在世界每一個著名博物館裏。但對於許多人來講，僅僅熟悉阿伯特的一類作品。對比較熟悉的人，你很有可能在家裏或辦公室裏挂有一件阿拉伯的複製品。

　　為感謝作出的犧牲，阿伯特傾心地用棕櫚葉刻畫了他兄弟那雙被摧殘的手。 畫面上瘦削的手指向天空伸展著，他簡潔地取名為“手”，整個世界立即為此震撼，人們把這幅凝結著摯愛親情的畫譽稱為“祈禱的手”。

　　當你看到這幅動人的作品時，請再看一次。讓它成為對你的啟示，如果你要創業，那麼請記住：沒有人——是的，沒有人能夠單獨成功！

--- 挑戰你的左右腦 ---

你的右腦嘗試說出顏色，但你的左腦卻堅持要讀出字音。
PS:念不通順是正常人，不要傷心喔！

台灣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和這些中國意識強烈的團體非常不同

作者：飆股狩獵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寫了一篇『悼祭台灣兵是歷史記憶和情感的問題』，分析得很客觀。
　　http://taiwandaily.com.tw/index03.php?news_id=41384&datechange=2005-04-09&news_top=c9
　　(前略) 擁有大中國情懷者對日本的敵意可以理解，可是筆者想要指出，台灣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和這些中國意識強烈的團體非常不同，所以歷史情感也不同。這些批評者強要以自己的情感和好惡強加在另一個族群情感不同的人民身上，祇是一種沙文主義。杜部長本人既未去悼祭，不失謝內閣的立場。而以歷史學家的角度，對悼祭的行為表示同情的理解，正是歷史學者所應為。

　　批評蘇主席和杜部長的政黨和媒體人物因為本身情緒的反應，都忽略了重要的一點：二次大戰時日本固然是中國的敵國，可是並不是台灣的敵國。絕大多數參加二次大戰的台灣兵不是自願的，就像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被日本殖民，也不是自願的。可是台灣人隨日軍出征戰死了，日本人正視他們的付出，將他們入祀靖國神社，給與死者和遺族哀榮，不是錯誤的事。死者的家屬自然可以選擇是否入祀，可是如果選擇留祀靖國神社，也是情感上可以理解的事。因為是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從1895年開始，一般的台灣人就沒有選擇另一個母國的權利了。中日兩國在二次大戰是敵對的國家，這些戰死的台灣兵及家族，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突然變成不名譽的人。不過請問這是死者的錯？還是倖存的家屬的錯？

　　台灣在國民黨黨國一體的四、五十年間，不容許公民們有和黨國的歷史記憶不同的權利。中國的抗日戰爭，就被教作是台灣人的抗日戰爭，中國的仇日情緒，就必須當作是台灣人的仇日情緒，完全忽視台灣人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從1895年開始，就和從中國來台的同胞是完全不相似的兩條線。清廷放棄台灣之後，台灣人有自己的抗日運動，可是沒有受到清廷或國民政府的幫助，台灣人要接觸新知識、認識世界，必須透過日文、接受日本教育、就連爭取設置議會等基本民主自由的權利，也必須向日本帝國爭取，而不是向中國爭取。在二次大戰期間，祇能和日本人一樣，接受盟軍的空襲，台灣人別無選擇，更別說徵召上前線和盟軍作戰了。這是非常不一樣的歷史經驗。

　　今天在靖國神社奉祀的台灣兵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兩萬八千多人。這背後牽涉到兩萬多個家庭的情感。歷史的因緣際會，既然不容許他們改厝台北的忠烈祠，這兩萬多個靈位也長時間被遺忘。適逢清明節，有台灣去的人，向他們致意，讓他們知道還有人記得他們，其實是件溫馨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國內有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們，不能感同身受也就罷了，還大聲撻伐，不是沙文主義，是什麼？

　　蘇主席的悼祭可以理解。祇要他和台聯強調，蘇主席不是日本人（當然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參拜日本人的祖先和忠烈祠（當然不是），也不是肯定戰爭（當然也不是），他的目的祇是悼祭靖國神社中孤寂的兩萬多個台灣人的靈魂。杜部長的歷史視野下所作的人情之常之議，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建議謝長廷院長不僅不應撤換杜部長，而且應該給他堅定的支持。杜部長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僅在中國史、也在台灣史上的研究成績深厚，歷史視野恢宏，國內和國際的歷史學界都有共識。正是因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長久受壓抑，我們才特別需要杜正勝院士主持台灣的教育。國民黨的黨國力量過去用高壓壓抑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今天對他群起而攻的人，就是過去支持或實行高壓政策的關係人。這些人的反彈可以預期。不過作為一個堅定改革，忠於歷史經驗的政府，即使可以語氣和緩、態度寬容，可是必須堅持原則與理念，才是國家社會之福。

八一五憶台灣「軍奴」

作者：許昭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是日本人戰敗無條件投降垂淚紀念日；更是中國人抗戰勝利歡天喜地慶祝日。但，台灣人呢？是「垂淚」？或者是「歡慶」？在迷惘中，筆者頓悟「台灣軍奴追思日」！

　　根據傳記文學「民國大事日誌」記載：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台灣省民獲知「日本戰敗」，無不額手相慶。同年十月十日，台灣全省各地盛大慶祝「雙十節」。十月十五日，台灣民眾聞國軍將在基隆登陸，紛紛趕到基隆歡迎。但因國軍延期來台，頗感失望。十月十七日上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駐防部隊第七十軍及公署官員分乘四十餘艘美國運輸艦陸續進港靠岸。歡迎民眾群立岸上搖旗歡呼，震動全市。同日上午十一時許，國軍進入台北市，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舉市若狂。

　　歷史像一面「照妖鏡」，可以照出美貌，也能照出醜陋。當年到台北「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參加受降儀式，甚至被奉為「貴賓」上台致祝辭之台灣仕紳及菁英，竟大多變成「二二八受難者」。這是多麼諷刺的事！

　　二次大戰結束時，駐在海南島的軍民台胞大約有二萬餘人，大部分都是原日本陸、海軍人員。由重慶派來接收的「祖國」軍隊，把日本人和台灣人分開集中管理。

　　以一般常識而言，戰爭結束後，勝敗雙方談判之先決要件，是「換俘」、「遣俘」，設法讓敗軍殘兵解甲回鄉。然而，海南島的事例，非常讓台灣人失望！

　　同樣戰敗在海南島，日本軍民很快於翌年（一九四六）的上半年，就全部由駐日聯軍總部派船遣回日本。但接收海南島之國民政府，竟遲遲無法派船護送「台灣同胞」回鄉，把他們關在集中營裡，任其自生自滅！

　　日本政府把「台灣兵」交付中國接收後，如棄敝屣，只顧自己，不管台灣兵的死活！

　　眼看日本軍民陸續乘船回國，而台灣兵卻望鄉興嘆，又無人關心照顧，因此，病餓憂憤死亡者，不計其數！

　　僅北黎地區台灣同鄉會西部分會登記的死亡名冊，即有二○七人！

　　根據當時台灣新生報之報導，由其標題即可窺知戰後滯留海南島的台籍軍民之悲情：

　　「趕緊拯救海南島台胞！晚一日犧牲會愈多。同鄉會派代表，報告慘狀。」「發揮同胞愛，照顧滯留瓊島台胞！日本人回國後，完全置之不顧。互助會向行政長官公署陳情。」

　　結果，是否如期完全接回台灣，不得而知。不過，戰後海南島的軍民台胞，有的淪為乞食乃至竊盜，有的為了生存，投靠中共游擊隊；許多技術或專業人員，被國府部隊強制留用，而後編入部隊，羅登輝（豐原人）等三十九人（包括電工、機工、鐵工、木工及水泥工等），被強制留用於三亞空軍基地，與陳增昌及張壬妹夫婦（花蓮縣人，醫護人員）等，被留用於海南島的台灣兵據說約二千人。

　　廿世紀的文明時代，「黑奴」、「工奴」、「農奴」幾乎絕跡了，孰知，台灣竟產生「 軍奴」！因為，既不是「國際志願兵」，又不是「國際傭兵」，竟然一人連續扮演三個角色；首先於一九三七年至四五年，扮演日本皇軍，參加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日本敗戰後（一九四五～四九），被中國國民政府軍接收，接著，參加東北、魯西南及徐蚌會戰等大戰役；結果，國民黨戰敗撤退來台，大約二千人台灣兵被國府遺棄在前線，又被中共收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五○∫五七），換個帽徽，參加華中、華南之「人民解放戰爭」之外，有些人還被派赴北韓，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不僅如此，最後還得經歷「文化大革命」之浩劫，不死才是奇蹟！

　　回顧台灣，一九四五年十月，蔣介石派陳儀領兵來台接收。翌年（一九四六）五月，駐台國府軍第七十軍、第六十二軍及獨立九十五師奉令在台整編，準備調回大陸支援「剿匪」。

　　陸軍部隊為補充兵員正式開始在台「募兵」；海軍也因接收三十四艘日本「賠償艦艇」，急需曾經受過日本海軍術科訓練之人才，特地在高雄軍區設立「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

　　國府陸、海、空軍部隊，為了增補兵員，各自在報紙刊登公告「募兵」。其手段，先以利誘，後以威迫，最後則不惜手段，乃至採取過去在「拉丁」的慣例│強擄。從民國三十四年底（接收「志願兵」）開始，至三十七年間，先後在台灣各地「網羅」一萬餘人台灣青少年投效國府軍部隊。

　　這些可謂「戰後第一代國府軍台灣子弟兵」，從三十五年八月開始，在未告知家長及警衛連荷槍實彈監控之下，分批被遣往中國大陸，投入東北、華北「剿匪」前線充當尖兵。尤其是在冰天雪地、語言不通、人地生疏，加上嚴酷的「戰時戰地軍律」之環境下，進也死、退也死，因此，傷亡異常慘重！

　　然而，這些台灣兵，究竟為誰而戰？為誰而死？不但沒有人知道，而且直到今天，日本、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尚未出面，公開正式而具體肯定「台灣兵」之犧牲奉獻！

悼祭台灣兵是歷史記憶和情感的問題

悼祭台灣兵是歷史記憶和情感的問題

作者：明言。 　　　　　　　　　　　　　　　　　　　　　　　　　　　　　2005-04-09

　　清明節台灣團結聯盟主席蘇進強悼祭日本靖國神社裡的台灣兵靈位。教育部部長杜正勝先生在台聯立委的詢問下表示台灣人向二次世界大戰戰死同胞致意，也是人情之常。國內中國意識強烈的政黨及媒體反應強烈，甚至有要杜部長下台者。這些擁有大中國情懷者對日本的敵意可以理解，可是筆者想要指出，台灣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和這些中國意識強烈的團體非常不同，所以歷史情感也不同。這些批評者強要以自己的情感和好惡強加在另一個族群情感不同的人民身上，祇是一種沙文主義。杜部長本人既未去悼祭，不失謝內閣的立場。而以歷史學家的角度，對悼祭的行為表示同情的理解，正是歷史學者所應為。
　　批評蘇主席和杜部長的政黨和媒體人物因為本身情緒的反應，都忽略了重要的一點：二次大戰時日本固然是中國的敵國，可是並不是台灣的敵國。絕大多數參加二次大戰的台灣兵不是自願的，就像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被日本殖民，也不是自願的。可是台灣人隨日軍出征戰死了，日本人正視他們的付出，將他們入祀靖國神社，給與死者和遺族哀榮，不是錯誤的事。死者的家屬自然可以選擇是否入祀，可是如果選擇留祀靖國神社，也是情感上可以理解的事。因為是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從1895年開始，一般的台灣人就沒有選擇另一個母國的權利了。中日兩國在二次大戰是敵對的國家，這些戰死的台灣兵及家族，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突然變成不名譽的人。不過請問這是死者的錯？還是倖存的家屬的錯？
　　台灣在國民黨黨國一體的四、五十年間，不容許公民們有和黨國的歷史記憶不同的權利。中國的抗日戰爭，就被教作是台灣人的抗日戰爭，中國的仇日情緒，就必須當作是台灣人的仇日情緒，完全忽視台灣人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從1895年開始，就和從中國來台的同胞是完全不相似的兩條線。清廷放棄台灣之後，台灣人有自己的抗日運動，可是沒有受到清廷或國民政府的幫助，台灣人要接觸新知識、認識世界，必須透過日文、接受日本教育、就連爭取設置議會等基本民主自由的權利，也必須向日本帝國爭取，而不是向中國爭取。在二次大戰期間，祇能和日本人一樣，接受盟軍的空襲，台灣人別無選擇，更別說徵召上前線和盟軍作戰了。這是非常不一樣的歷史經驗。
　　今天在靖國神社奉祀的台灣兵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兩萬八千多人。這背後牽涉到兩萬多個家庭的情感。歷史的因緣際會，既然不容許他們改厝台北的忠烈祠，這兩萬多個靈位也長時間被遺忘。適逢清明節，有台灣去的人，向他們致意，讓他們知道還有人記得他們，其實是件溫馨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國內有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們，不能感同身受也就罷了，還大聲撻伐，不是沙文主義，是什麼？
　　蘇主席的悼祭可以理解。祇要他和台聯強調，蘇主席不是日本人（當然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參拜日本人的祖先和忠烈祠（當然不是），也不是肯定戰爭（當然也不是），他的目的祇是悼祭靖國神社中孤寂的兩萬多個台灣人的靈魂。杜部長的歷史視野下所作的人情之常之議，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建議謝長廷院長不僅不應撤換杜部長，而且應該給他堅定的支持。杜部長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僅在中國史、也在台灣史上的研究成績深厚，歷史視野恢宏，國內和國際的歷史學界都有共識。正是因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長久受壓抑，我們才特別需要杜正勝院士主持台灣的教育。國民黨的黨國力量過去用高壓壓抑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今天對他群起而攻的人，就是過去支持或實行高壓政策的關係人。這些人的反彈可以預期。不過作為一個堅定改革，忠於歷史經驗的政府，即使可以語氣和緩、態度寬容，可是必須堅持原則與理念，才是國家社會之福。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 .....2005-04-09【台灣日報】

戰火浮生 ---- 台灣人去打仗

戰火浮生 ─ 台灣人去打仗

作者：
林世煜 (L47228@ms1.hinet.net)
　　　　　　　　　　　　　　　　　　
　　　　　　　　　　　　　　　　

出處：
南方電子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凌晨兩點，日本裕仁天皇站在一處地下播音室，對著麥克風，開始錄下終戰詔書，正午十二時，「玉音放送」將他的錄音稿向太平洋戰區和全世界播出。
　　根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統計，終戰那一天，除去已確定陣亡的三萬多人，二戰期間先後入伍，穿著皇軍制服的台灣籍日本兵，還有十七萬多人。他們在霎那間，變成戰勝國的國民，然而「霎那」和「戰勝」，恐怕要經過一番劇烈的意識轉換。而那一刻他身在何處，也決定性的影響每個人的命運。
　　他們當中有些在日本內地，像數千名少年工和學徒兵。他們很快就在街上遇到剛登陸的麥克阿瑟部隊，體會到戰勝者的威風；或許，他們的意識轉換不會太掙扎。僅只一念之間，他們就在低頭俯首的日本人面前耀武揚威起來。當時留在日本內地的戰勝國國民應該不會太多，某些台灣少年的「風神」，都還有人記得。
　　在南洋戰區，存活的台灣兵，尚有將近十萬人。日軍在新幾內亞和呂宋群島等地，被麥克阿瑟擊潰，在印緬邊界被英軍追趕，沿著伊洛瓦底江敗逃。四散的小股兵力，在熱帶雨林裡逃竄，飢寒傷病，淪落到人吃人的境地。有人玉碎，切腹自殺，有人不降，獨力存活下來，像阿美族的李光輝。大部份人或者被俘，或者就地投降，由盟軍接管。
　　盟軍在末期的心戰攻勢，將台灣人和日本人區分開來。他們在南洋戰區空投一份給台灣兵的傳單：
　　台灣諸君各位都可以在戰後活著歸國留在那裡，
　　死路一條只要向我軍投降，會受到親切的招待，
　　請不要擔心我們會供應食物，我軍軍醫也會照顧傷病者，
　　直到痊癒為止因此，戰爭結束後，
　　你們還可以回家工作朝鮮人也是一樣請舉起雙手走過來，
　　這是各位保命唯一的方法可能的話，邊走邊揮動這張傳單

　　戰後，南洋戰區的台灣兵，在盟軍看管之下，繳械復員，和日本兵分開，很快遣送回台。當時駐防在香料群島拉包爾島的蘇喜先生，回憶他扺達基隆港的經過。四千名台灣兵在艦上按所屬的部隊番號，自行編組，並選任部隊長；靠岸後魚貫下船，排成四列縱隊，碼頭上一個中國兵也看不見。他們發現火車站只有六節車箱，經過討論決議，住中南部的人乘火車離去，住北部的人自行整隊，各自返鄉。蘇先生一行數人，徒步走回台北樹林的老家。
　　戰時台灣兵派到中國戰區的較少，海南島是個例外。那裡是銜接中國和南洋戰區的樞紐，日本人刻意加以經略。台灣總督府對海南島特別感興趣，大量派遣軍屬和商社前往，約有三萬名人台灣在那裡。他們多半擔任通譯，或是警務助理「巡查補」，末期又被就地徵召，加入海軍陸戰隊。
　　海南島情勢特殊，國民黨和共產黨遊擊隊控制山區村落，和當地土匪分分合合，互相傾軋，並不時和日軍衝突。台灣通譯的角色，必須在佔領軍和土著之間折衝，性質本身就很受爭議；而陸戰隊員，經常奉命「討伐」遊擊隊，或因駐守海防班哨，不時和當地左右勢力發生武裝衝突。終戰之後，台灣兵的處境更為困難。
　　台灣兵和日本兵同樣被解除武裝，日本兵迅速遣送回國，台灣兵卻被國民黨留下來。國民黨表示，台灣兵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無須日軍或盟軍代勞，於是將一無所有的台灣兵集中看管。戰後情勢混亂，共產黨勢力興起，國民黨自顧不暇，被看管的台灣兵缺乏定期補給，遣送回台的承諾，又遙遙無期，逐漸陷入四面受敵，自生自滅的絕望困境。
　　敵意非常明顯，台灣兵不像「同胞」，卻曾是敵人，他們無份於戰勝國的榮耀，卻飽嘗敗亡的侵略者必需吞下的苦果。落單的前通譯，被村民狠狠打殺，戰時通行的鈔票，一文不值。台灣兵變賣有限的家當衣物，換不到足以活命的糧食，加上環境惡劣，赤痢橫行，他們在戰勝的祖國，成了最邊緣、受排斥，掙扎在生死關頭的難民和異類。
　　他們自己和台灣的親人都焦急如焚，有人在台灣募款，雇船前往接應；有人自行設法，駕舢板漂流海上。曾屬日本海軍舞鶴第一特別陸戰隊的郭金城，乘坐救濟總署的輪船回到高雄，被集中在壽山營區，不准自行離去。他的兄長來看他時，他已經因為嚴重的赤痢奄奄一息。他虛弱得不能動彈，卻不肯就這樣倒下，兄長幫他翻過圍牆，扶著他一步一步下山。到火車站，上車，車上的乘客擠出一個位置讓他躺下，大家說，伊是南洋轉回來，咱的人。
　　郭先生八十歲了，說起當時他初逢睽違多年的故鄉親情，語氣禁不住哽咽。他伸出右手臂，把左手姆指和食指圈起來，說他剛從海南島回來的時候，圈著的手指可以從手腕往上，一直穿過手肘關節。就瘦到那樣的地步，他說。
　　留在本島的台灣兵，有五萬多人。戰爭末期，日本的海上交通線，遭到嚴密封鎖，無法將他們調往前線，他們和被徵調的學徒兵，佈防在島內各地的要塞，一但盟軍登陸，正好充作砲灰。但麥克阿瑟的跳島作戰，略過台灣直取琉球。僥倖存活的台灣兵，不必冒死在海岸線迎戰盟軍。他們只在稍後不久，興高采烈揮著新製的青天白日小旗子，在基隆碼頭迎接國民黨前來接收的第七十軍，以及從高雄登陸的第六十二軍和獨立九十五師。
　　一代台灣耆老，談起碼頭上那一幕，至今無不唏噓。穿草鞋、打雨傘，扁擔扛著鍋鼎舖蓋的「國軍」。老先生和老太太一直在我們作晚輩的耳邊說著，但我們總是難以相信，那是多麼荒謬的鏡頭。課本從來不曾這樣寫，前半生看過的軍教片也沒有那麼不堪的情節。但是在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資料庫裡，有人翻出了當時的影像記錄。
　　編號 226 的坦克運輸艦，載著第七十軍的官兵，緩緩駛過基隆港東岸。鏡頭切到岸上，揮舞小旗的人們，擠在碼頭臨水的邊緣，港內的拖船上也滿載著歡迎的群眾。登陸艦靠岸了，一位身量瘦長的美國軍官舉手敬禮，率先走下舷梯；鏡頭空了幾秒，出現第一位著國民黨軍服的男子，或許就是那位軍長。前幾個軍官魚貫下梯，隨後就出現了，令我們的長輩多年來惡夢不斷，他們平生所見的，第一個肩挑扁擔，兩頭扛著舖蓋的阿兵哥。
　　終戰，並不是惡夢的結束，台灣人不曾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戰爭期間，物資被大量徵集，戰後則百廢待舉；新的遷佔者說著沒人聽懂的語言，伸手就要索取，連剛開到的部隊也不例外。他們在整編後減縮為第七十師和六十二師，卻仍然不能足額，有大量的空缺待補。於是開始在台灣募兵。
　　他們向失業的台灣青年喊話。當兵可以學「國語」，可以領高薪，服役四年期間，都駐防在家鄉附近，退伍之後，還可以介紹工作。他們也到處徵集前日本海軍工員和志願兵，因為戰後接收的日本軍艦，沒有人懂得操作和維修。根據殘缺不全的記錄，當時約有一萬五千名台灣青年，穿上國民黨軍服入伍了。
　　過了將近一年，部隊分批向高雄港集結，台灣兵被解除武裝嚴加看管。部隊到達碼頭，紛紛由中國官兵押上船。焦急的人跳船了，船上岸上機槍一陣掃射，很少人倖免。這一萬五千名台籍國民黨兵，先後被運往中國參加「剿匪」的內戰。「一上岸就反過來了，官長教我們台灣兵看守大陸兵，怕他們開小差逃掉。」一位留得性命的老先生回憶著。
　　那是一九四六年底的事。三個月之後，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手上，防務是空的，接收的部隊，才都被調走。他急電南京，調得第二十一師前來鎮壓。二十一師也在基隆登陸，那裡沒有揮舞小旗的歡迎人潮，人潮在機關槍聲響起之後，開始四散奔逃。
　　「清鄉」和「綏靖」這些字眼，迷漫著兩萬條枉死人命的血腥氣味。二十一師配合特務人員，聯手展開暴力鎮壓，一方面獵殺社會菁英和有土有財的士紳，一方面對無辜群眾進行無差別屠殺。二十一師踩過鮮血，由北往南一路碾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率軍由壽山衝進市區。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台灣人挨過一個沒有血色，只聞血腥的春天。
　　隨部隊投入中國內戰前線的台灣兵，雖散處各地，仍然從家書當中，得知二二八事件和二十一師清鄉屠殺的消息。他們因為在日治時期受過基礎教育，大都編入砲兵部隊，同鄉聚集聲氣相通，每個人都穿著和二十一師同樣的軍服。在砲陣地，在指揮所，在前進觀測站，台灣兵或許私下議論紛紛；在站衛兵的暗夜，他們或許緊緊握著雙拳。
　　剿匪的戰役，一敗再敗，解放的聲浪，一天高過一天。煙硝散去，殘餘的部隊清理破敗的陣地，一位台灣老兵在相隔五十年之後回憶說，遍地的屍體都被插上刺眼的標語，寫著「生在南方，死在北方，為了老蔣，死也冤枉」。他們奉命把標語拔掉，免得驚弓之鳥更加觸目驚心。
然而為期也不久了，勝負的逆轉加速推進。一九四九年元月，前後相隔才五天，六十二軍和七十軍先後在淮海會戰和遼瀋會戰兵敗覆滅。一些被俘的台灣兵，換上紅軍的制服，被編入第三十一軍。潰敗中的國民黨軍一退千里，紅軍渡長江，陷南京，圍攻上海。紅軍第三十一軍站在第一線，正面的浦東陣地，駐守的正是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
　　一點都沒有錯。命運將紅軍第三十一軍裡的台灣砲兵，引導到屠殺故鄉父老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的對面。歷史重演了聖經裡的故事，宛如神意的，將敵人帶到跟前。也是在五十年後，台灣老兵戴國汀回憶說，三十一軍的步兵衝鋒九次，都不能攻克；他們於是扛著砲衝上第一線，終於殺進二十一師的陣地，二十一師放下武器，跪下投降。「…我們拿著機槍還是把他們掃掉。沒辦法，太氣了，台灣兵都是為了二二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意氣飛楊的毛澤東站在北京天安門的城頭，對著廣場上翻動的紅旗人海，做了歷史性的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兩個月之後，十二月七日，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又隔兩個月，一九五Ｏ年二二八那天，蔣介石在台灣復職總統。留在中國來不及逃離的台灣兵，繼續穿著人民解放軍的制服。
　　他們這一身軍服，有些在那年年底，因為被派往韓國「抗美援朝」，很快就成了染血的裹屍布；那些命更硬的，一直撐下來。他們在新中國各個角落裡活下來，偶而在無眠的靜夜，在乍醒的夢中，驚覺自己無意識的說著沒人能懂的家鄉話。福佬、客家，或各自的高砂母語。他們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鬥爭，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國民黨特務、黑五類、三改份子；被下放、勞改、刑求。台灣兵在中國受苦，在那個好像是祖國，其實是異鄉之地受苦。
　　一萬五千名送往中國的台灣兵，歷經內戰與韓戰，加上半世紀的苦勞與折磨，折損了一萬二千名以上。一九八八年，他們昔日的同袍，一位前日本海軍志願兵，前國民黨海軍技術員兵，前國民黨政治犯，前流亡海外的黑名單人士許昭榮，帶著一條「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要回家」的白布橫幅，由華北迆邐南下，尋訪失聯的鄉親。北京的台灣同鄉會，提供一份約有一千八百人的名冊，許昭榮沿途尋訪，找到三百多位台灣老兵。他們離家五十年，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後，終於一位一位回到故土，而一頁一頁的故事，也開始被訴說…
　　軍醫陳增昌的故事，從他佝僂的身子發出微弱的聲音，夾雜著福佬話、北京話，又帶著難解的海南腔緩緩流淌而出。他淡淡的笑說，自己生在客家莊，早歲移居花蓮，無論客家話，福佬話，日語或阿美族語，都朗朗上口。但是歷經五十年的海南歲月，如今謹記不忘的，只剩客家母語了。
　　他靠著函授教學修習防疫衛生學，應徵加入日軍派往海南島，帶著做「看護婦」妻子張壬妹，在海南島從事衛生和醫療工作，官拜上尉，是海南島當地台籍軍屬當中，薪水最高者，終戰後被國民黨派駐海南的第四十六軍留用。一九四九年撤退時，他護送病患上船，船上早已擁擠不堪，一名上校軍官出手將他推下，陳增昌落海之後，被救上岸，和同樣無法登船的妻子，都被留下來。當天，共產黨就到了。
　　他換穿解放軍的制服，還是軍醫，留在海南五十年。他仍舊佝僂著，坐在藤椅上，半個身子微微前傾，左手無意識的遮住右手。聲音仍舊微弱，說著文革時的遭遇。他被綁著雙手吊起來，終於又被放下來，但是從那時起，他的右手一直只能緊緊的握著，再也張不開了。
　　他一心要回台灣，帶著妻子兒子女兒女婿孫子，陸陸續續回到台灣。他說他覺得不解，為什麼台灣有人喜歡國民黨，他回來以後，從來不曾投票給國民黨。陳增昌，八十多歲的年紀，帶著學歷不被承認的醫生兒子，和升學能力比同學困難的孫兒，在內壢鎮上的角落，艱難的活著。他因長期臥病而顯得蒼白的臉上，流露出罕見卓絕的神色。「我們一定要回台灣。」
　　一代的台灣青年，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台灣總督府強徵第一批軍夫「白舉隊」，在中日戰爭才開打的兩個月後，派往松滬之戰最前線，冒死運補彈藥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止；短短十六年間，台灣兵穿遍日本皇軍、國民黨軍，和人民解放軍的制服。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們看到滯留中國的老兵回到台灣，領取微薄的榮民津貼。看到前台籍日本兵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協會示威抗議，要求索還當年積欠至今的戰爭債。我們傾聽他們訴說，陪他們落淚，凝視他們時而激越時而落寞的表情，我們彷彿探入了，那「台灣人的悲哀」最深沈難解的黝暗之處。
　　他們第一次「出征」時，身上繫著「千人針」的布巾。那是他們的阿嬤阿母姊妹，站在里弄巷口，央求一千人每人縫一針，來為戰士祈福的布巾，上面繡著「祈武運長久」幾個字；又縫著五錢和十錢的兩個銅板，象徵超越死線（音同四錢）和苦戰（音同九錢）的意思。然而皇軍敗了。
　　那些前日本兵的老先生，前往交流協會抗議，把辦公室砸個稀爛。他們組團到日本，到靖國神社參拜陣亡的鄰里兄弟好友。老先生們輕輕擊掌兩次，深深鞠躬，落下滿面老淚。他們拜訪參眾議員，在東京街頭遊行演講。他們嘶聲吶喊著，同樣是皇軍，同樣是拼命，難道台灣兵的命比較輕賤嗎。五十年來，竟然連一聲「御苦勞樣」（您辛苦了）的安慰之辭，都聽不到。
　　日本政府實在是礙難出口。台灣兵如今已不是「敝國」國民，而「貴國」，貴中華民國一直拒絕按照「日華和約」第三條，針對戰爭遺緒，坐下來「另商特別處理辦法」。作為戰勝國和被仰望的祖國，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有其難以啟齒的下情。戰後接收的日產，早已落入黨庫、國庫和各方神聖之手，這筆驚人的糊塗帳，怎麼經得起追討，又怎麼清償得了呢。何況這些台灣兵，曾經穿著皇軍制服，唱著「將日之丸插在蔣介石本陣」的軍歌，和中華民國為敵。
　　至於落在紅軍手中的台灣兵，五十年間音訊斷絕，中華民國早已視他們為投共的逆匪。七十軍和六十二軍軍長，也確實在解放軍的戰史上，各自寫下了兩軍覆滅的文字記錄。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指控台灣兵是「國特」，把陳增昌的右手吊到無法張開的國度，如果人還住在那裡，誰又敢對他多說什麼。
　　台灣老兵從中國回來，面對的是人事全非。早年多半貧苦，尤其是高砂族，如今老病纏身，故鄉的人情淡薄，更甚者形同陌路。好不容易爭到榮民的身份，領一份不足以糊口的津貼，有些人還得拖著老命，耕一塊廢園，打一份粗工，在他出生長大的故土，四周說著同樣母語的國度，過著貧病交加，無人聞問的，異鄉人的日子。大多數老兵，寧可把錢帶回中國，那裡有他的妻子和生養的兒孫，可以在那裡打發人生最後的歲月。
　　哪裡才是台灣老兵的母國。他做過皇軍，但已不是日本人；或者他是中華民國國民，但是他曾經是中華民國的敵人，中華民國不會願意表彰他在戰時的忠誠英勇，也不打算代表他向賴帳的日本討回公道；或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那個國仍然敵視他出生的故鄉。他回故鄉，很難找到容身之地；他若留在中國，萬一，只是萬一，祖國和母國打起來，他，要站在哪裡。
　　於是我們碰觸到「台灣人的悲哀」最深邃刻骨的底層，一個歷經許多互相為敵的「主國」，活過曲折離奇，為人拼死賣命的一生，卻在各國的「國史」中被蒸發，彷彿不曾存在過的人間幽靈。他們在接近生命終點的時刻，才漸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用母語，或者福佬話，或者客家話和高砂各族的語言，夾雜日語和從不捲舌的北京話，或海南話，說著故事。他們偶而露出空茫的表情，也沒有發出聲音，但在那個霎那，我們卻如遭電擊，耳際轟然雷鳴，那是沒有自己作主之國的，悲哀的台灣人，發出渴求建國的吶喊。
　　他們的故事，驅迫我們面對自己的本相。他們的故事，正在高雄駁二碼頭藝術特區展出。從那個碼頭，上一代的台灣青年，上船踏上征途，有些人的骨灰盒，也從那裡送回台灣。這一代的台灣人，手裡握著決定建國命運的台灣青年，請你撥空前往，一場名為「戰火浮生 ─ 台灣人去打仗」的穿越時空之旅，在那裡備下重生的洗禮歡迎你。